第一章 鲜卑拓跋族的发展和建国
鲜卑拓跋族发源于大鲜卑山（大兴安岭），是被称作“东胡”的蒙古种族的后裔。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
拓跋焘派遣李敞到乌洛侯国发现的拓跋族祭地祭祀上田和先祖，在山洞石室中祭祀神祇和祖先的风俗也影响到了后期石窟寺院的建造。
拓跋族自东汉以后南迁，从大兴安岭到盛乐再到平城（大同），最后建立了北魏。
AD258，神元帝力微于定襄的盛乐召集各部大人行祭天仪式，拓跋部从此自立。
后力微太子沙漠汗自洛阳习得汉族风俗准备回国之际被一部大人所杀，拓跋部一分为三。从东到西分别由昭皇帝禄官、沙漠汗遗子拓跋猗㐌、其弟猗卢所领。
AD310，进入山西北部代郡的猗卢被封西晋封为“代公”。统一了被分割的拓跋部。
AD313建盛乐城为北都，定平城为南都，离中国式的国家又进一步。
AD315被西晋封为“代王”，领代郡和常山郡，成为了西晋王朝下的代国。
AD316猗卢死，拓跋部再度分裂。
AD318拓跋郁律再建代国，郁律的父亲弗同猗㐌、猗卢同父异母，但在321年被猗㐌的皇后祁氏暗杀。郁律之子拓跋翳槐投奔母亲贺兰部，祁氏之子纥那投靠宇文部。拓跋翳槐把同父异母的弟弟拓跋什翼犍派到后赵石勒处，学习中原官僚制度。
AD337再建拓跋部，筑城盛乐。
AD338拓跋什翼犍即位，昭成皇帝。（此后王位世袭化）
AD376前秦统一华北，代国一度瓦解。
AD383前秦淝水之战败于东晋，华北再度割据。
AD386拓跋珪即位代王，召集诸部大人祭天再兴代国，即北魏太祖道武皇帝。四月珪自改代王为魏王。AD395大胜鲜卑慕容部后燕，AD397平定后燕首都中山，AD398正月徙山东六州。AD398六月正式改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
拓跋珪是拓跋什翼犍世子拓跋寔的遗子，代国被灭时珪仅六岁，其生母献明皇后贺氏带其投奔贺兰部。
第二章 鲜卑风俗和祭祀
《后汉书·乌桓传》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蓄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
风俗A 英雄式的大人（部族长）崇拜思想
风俗B 鲜卑母权社会传统遗留思想——圣母子思想
（道武帝拓跋珪设定了作为皇位继承者的皇子称为太子时生母当赐死的规定）
风俗C 收继婚：父亲去世后儿子娶继母，兄死则其弟娶嫂。以此保护从其他共同体嫁到父系集合体而成为寡妇的女性，从而与女性出身的共同体维持关系。
孝文帝与冯太后二圣的祖孙关系疑点。。。
《后汉书·乌桓传》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
鲜卑的大人崇拜逐渐发展皇帝崇拜，祭祖先为主，祭天神为辅。原始信仰祭祀逐渐简化。
中国式南郊祭天，鲜卑式西郊祭天。
AD473献文帝因怜悯鹰猎时猎捕的鸳鸯，禁止饲养狩猎用的猛禽。体现了对佛教深层次的理解。
《魏书·皇后列传》
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
“金人”应意味皇太子，即占卜生育能力。
游牧民族因为狩猎用具和马具的需要，金属文化较为发达。
北魏为皇帝制作佛像的事业，在鲜卑传统铸卜风俗的基础上观察思考会更容易理解。
第三章 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佛教造像
<1> 拓跋部和佛教
《魏书·释老志》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 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 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
实际上四世纪中叶，当中原北方其他胡族国家积极吸收佛教思想时，鲜卑拓跋仍停留在原始信仰阶段。其后北魏大力吸收征服中原北方地区的人民和文化，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向佛教国家的转变。
<2> 佛教传来故事和来华僧人的活动
西汉武帝经营西域。
东汉以来，印度和西域的佛教僧人经过中亚陆续来到中国。
佛教在汉末至三国时期流传到华北和江南地区。
<3> 河北——后赵的佛教造像
通往西域的路线被其他政权阻隔，因此长时间保留犍陀罗的旧式样。早起金铜佛是10公分左右的小像，不是安置在寺院的佛像，而是携带在身上的持佛，可能是共中亚地区经常一句的游牧民族携带用的佛像。按在光背和宝盖上的步摇，也是游牧民族和骑马民族喜欢的装饰。
<4> 陕西——前秦·后秦的佛教造像
代表：犍陀罗风格中亚立像，从中亚经凉州带到中原。
<5> 陇西——西秦的佛教造像
与西域交流频繁所以出现丰富的新图像和主题。西秦置都与金城、苑川、枹罕，是往来东西的求法僧侣必经之地。法显和玄释高都曾再次停留指导弟子。
代表：炳灵寺西秦169窟造像。如来衣着方式出现了新的偏袒右肩的着装法。
早起佛教造像为犍陀罗式的通肩袈裟，后因不符合嫌厌暴露的中原习俗，改为偏袒右肩且用衣的一端遮盖，形成变异的偏袒右肩像，被称为凉州式偏袒右肩。
<6> 河西——前凉~北凉的佛教造像
代表：武威天梯山石窟，沮渠蒙逊丈六石像
莫高窟早期造像
北凉石塔
河西地区先流行无持物立像形式，420~426年左右出现了交脚坐形式的弥勒菩萨像。
<7> 辽宁——后燕·南燕·北燕的佛教造像
燕地佛教十分昌盛。
代表：冯素弗夫妇墓
<8> 江南——东晋王朝的佛教造像
南朝贵族间流行用老庄思想解释佛教。释道安弟子慧远为避战乱到庐山从儒教的礼教主义出发，主张独立的佛教立场，得到后来南朝佛教僧人的继承。江南佛教与国家和皇帝的权威不相关，北朝僧人在国家经营方面得到重用，由此可以看出佛教造像目的和发愿人阶层方面，南北佛教存在的差异。
南方在长时间内由于北方政权阻断了中亚交流的道路，佛像造像长期保留着古朴的旧样式。东晋佛教造像没有现存的实例。
第四章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造像（一）——徙民佛教和废佛
<1>平城佛教的形成——徙民佛教和皇帝崇拜
①大规模徙民促进平城的佛教化
②皇帝即如来思想
不同于南朝慧远主张出家人不拜帝王，北朝僧人认识到胡族强烈的君主崇拜倾向，从而主张作为建国英雄的太祖与佛陀是相等的，把皇帝放在国家佛教体质的最高位置上。迎合了北魏胡族的大人崇拜特性，拓宽了北朝佛教的活动空间。
<2>北魏建国时期的河北造像的引进
①来自河北的徙民
道武帝拓跋珪征服后燕根据地中山后，从河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徙民，百工伎巧以充京师，推进了平城佛教寺院的建设。
②河北造像的范例
主要还是犍陀罗风格的台座和主体铸造在一起的小型古式金铜佛造像。由于太武帝废佛，西安和平城5世纪之前的造像作品基本没有遗存，仅河北地区有少数遗存。这类造像的供养人普遍着胡服，铭文为太平真君纪年。
③河北造像的特点
1、尊像形式和图像的种类很少，现存范例全部都是如来像。袈裟为通肩，坐像的印相是禅定印，而立像为施无畏印。相较于同一时期甘肃地区造像形式的丰富，河北因处北魏东部，很难接触西方新的佛教图像。
2、弥勒的名称出现较多，而且是佛陀形的弥勒。北魏时期的信仰对象集中在释迦牟尼和弥勒上，而在西部地区则流行菩萨形的弥勒。
3、关于造像样式，基本上沿袭了十六国时期的古式金铜佛风格，如坐像膝前的衣纹呈U字形下垂、头部稍前倾的姿态等。太武帝时期AD439年拓跋焘征服的凉州，西域传来的新式造像样式终于波及到了河北地区。
4、至于材质，十六国时期的遗物仅限于金铜佛，到北魏时期增加了石雕像。石雕材质有助于普及和推广地方造像和民间造像。
5、在台座和背面等处表现穿戴袖上衣或披头巾的胡服供养人像，反映了北魏积极吸纳佛教的状况。
<3>华北统一与凉州造像的传播
①太武帝西征和凉州徙民
439太延五年，太武帝征服北凉，驱逐沮渠蒙逊，徙民平城。移民中包括了高僧玄高、道人统沙门师贤和昙曜。将中亚和印度的佛教新样式带到平城。
②凉州石窟造像的传来
石窟寺院产生于印度，从西北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西北部。狭义上的凉州造像遗物仅有北凉石塔，广义上还包含题记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炳灵寺石窟。印度的礼拜佛塔的塔庙窟后来演变为中心立方柱的中心柱窟，这一空间结构是为了方便右绕礼佛。五世纪中后期复佛后平城模式的影响在北边交通路线沿线很快传播开，然而有着先行文化或造像传统的地区（如长安周边），接受的时间却比较晚。
③凉州造像的特色
1、塑像和壁画
阙形龛、盝顶帐形龛（楣栱龛）
把适当粗细的木材插入方柱作为塑像的支柱，其周围缠上干燥的芦苇等植物，重要部分用带子捆绑，再于其上贴塑泥土。
壁画方面，沿着佛或菩萨像的轮廓做晕染，红褐色为底色。
2、丰富多彩的图像
菩萨形弥勒源于上生经，邻近西域的凉州比河北地区先接触到新的弥勒信仰和弥勒图像。
佛形弥勒源于下生经。
河北造像中的弥勒基本都是如来形，而凉州则以菩萨形为多。
3、丰富的佛教故事
中国士大夫形象的维摩诘像。
流行于北魏的二佛并坐像没有明确的例子曾流行于印度和中亚。
眼窝深陷，肋骨清晰可见的释迦苦行像是犍陀罗以来的表现手法，中国石窟中的苦行像，不强调木乃伊般的肉体，主要注重表现冥想的表情。
4、凉州式偏袒右肩
早期犍陀罗系统旧式通肩袈裟，到五世纪以后，出现了偏袒右肩像。而且袈裟末端从背后绕搭在右肩上，即不露出右肩的偏袒右肩。与印度式的偏袒右肩不同。
275窟很宽的天衣遮覆双肩。
251窟左右衣端在正面交叉呈“X”型。
④凉州系统的单体像
特征：头发为螺发（北魏石窟造像长期以犍陀罗式的波状发为主流，除南北响堂山石窟外，北齐以后真正接受螺发）&佛传图或本生图里的人物穿胡服。
⑤平城周围地区凉州样式的出现
<4>废佛和长安造像
①北方泰平真君和废佛
太武帝听信崔浩和寇谦的建议，倾信道教，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发动了废佛诏令，直到拓跋濬正平元年451年即位才恢复佛教。
②废佛以前的长安造像
由于废佛诏令使得十六国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长安没有造像留存，仅能推测长安造像受到凉州方面流入的新造像样式的影响。
另一方面，废佛以后的长安作品也出现了凉州造像和平城造像所没有的特征。头部较大，身体和手腕细小，膝盖变得很单薄。衣服上表现的并行线条的衣纹和独特，在腹部、肩膀、手臂都用等间距的生硬的线，与凉州凸起而柔润的衣纹质感完全不同。
废佛期间太武帝把长安的工匠迁到平城，但是有很多工匠逃到长安近郊居住，复佛之后才能快速进行佛寺佛塔的修复。
③北魏造像史上废佛之意义
断然实行废佛的主要人物相继悲惨的死去，人们目睹了因果报应的真实性，同时也担心废佛再次复发，人们对佛教的期待和不安互为表里从而加速膨胀，使得这个时代的佛教信仰更加盛行。
王权和佛教逐渐一体化，为皇帝开凿造像。
废佛促进了地方造像的活跃。废佛期间佛教及其造像从都城向周围地区渗透潜伏，发展为平民百姓的土俗性佛教信仰。西安北部临潼县和耀县留存有道教和佛教混淆的朴素造像，是废佛以后的作品，体现了北魏后期丰富多彩的地方样式。
第五章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造像（二）——复佛与云冈石窟
<1>复佛和平城造像的盛行
1.复佛后的造寺造佛
· 道人统师贤：罽宾国（克什米尔）、凉州迁平城、复佛（452年十二月下诏）后文成帝拓跋濬剃发委任道人统。
· 如帝身的石像：十三岁的文成帝，脸上和脚下的黑石同皇帝身上的黑痣一致
· 为五帝造的释迦像：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 外国僧人和佛像的传来：北魏平定凉州后，从西域经过凉州来到平城的外国僧人逐渐增多，西域文化直接来到平城。
· 昙曜和武州塞的石窟：和平初460年，师贤过世，昙曜继任，改道人统为沙门统。昙曜是复佛第二年被文成帝迎到平城。西方传来的石窟造像原以塑像和壁画为主体，云冈主要以石雕形式完成，推测是河北389或长安446的徙民起到了重要作用。
· 造塔的盛行：467年孝文帝出生，修建永宁寺。平城皇舅寺（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建）、方山永固陵南的思远灵图。
· 鹿野苑石窟寺：献文帝退位后修建。
· 永宁寺的法事和建明寺：孝文帝追福献文帝，下诏建立建明寺。
· 方山的石窟和思远佛寺：方山冯太后寿陵永固陵和孝文帝陵墓万年堂。
· 寺院和僧尼的剧增：佛教匪频繁出现。
2.国家佛教政策与皇帝崇拜的结合
文成帝复佛至孝文帝时期，平成佛教及造像的基本特征
①由国家控制佛教集团：由国家任命直属中央政府的佛教行政机构(昭玄曹）的长官（沙门统）和次官（都维那或维那），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北魏皇帝居于最高位置。中央政府把握各州郡佛寺的数量以及僧尼的人数，僧尼像国家地方官或民生官一样地教化、引导国民。造像记或供养人名中记为“师僧”“邑师”的就是教化僧。由教化僧带领的集团被称为“邑义”或“法义”等。正面的邑义造像，反面的邑义造反。
②以佛陀的形象表现北魏历代皇帝的雄姿。经过太武帝废佛后更强调皇帝崇拜。
<2>沙门统昙曜
1. 昙曜的活动：从凉州到平城，继任沙门统，主持译经，监督石窟造像工程。
2. 昙曜的下台：冯太后集团势力兴起，同文成帝时期以来统领佛教额昙曜有权利冲突。随着皇帝行幸新任沙门统僧显的方山思远寺，取代武州山石窟寺，昙曜下台给云冈石窟的营造带来了很大影响。
3. 昙曜下台的影响：太和七年之后，云冈石窟的营建不再由官方为主，一般信徒和僧尼开凿的中小规模洞窟开始流行。
<3>云冈石窟的营建——初期到中期前段
1. 武州塞石窟寺的开凿时间
《魏书·释老志》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2. 云冈石窟的分期
长广敏雄/宿白/吉村怜等的分期争论
3. 云冈初期昙曜五窟的造像——胡族的英雄像
《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大村西崖：“此非支那风，亦非印度风之所有者，即非拓跋族理想上之伟丈夫相者何也。其姿态雄伟，面貌殊然也。”
初创期的云冈，在曇曜的指导下雕凿了凉州式的造像。不过，每尊大佛都是身躯魁梧雄壮、面庞宽圆、双目圆睁、明朗而有力度感的表情等，有着超凡的神采，是独一无二的云冈特有的造型。散发着勇猛的胡族国王风采，展现出统领胡汉两族的北魏皇帝的雄姿。
杭侃：
计划把19窟作为中心，按照昭穆制左右分别开窟。工程中20窟崩塌，因此将本来应该修建在第20窟西侧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东侧。
19窟为太祖道武帝
左（东）18窟为明元帝
右（西）20窟为太武帝
最左本为17窟景穆帝
最右本为16窟文成帝
吉村怜：
关系当在世的皇帝，不可能采用庙制
与昭穆制顺序排列相反，应为右上位
16~20窟（修建顺序是编号的倒序，从西到东）：
NO.16 施无畏印如来立像
主尊如来立像高13.5米，不同于18、19、20窟，没有胁侍像，同时，主尊的像容也大不一样。头部刻波状发，长脸，表情温和，看不到其他四窟中主尊像身上散发出来的外长性。
最大的差别表现在衣着上。主尊想没有着凉州式偏袒右肩或通肩的袈裟，而是批覆双肩的袈裟衣缘，左右像衣领一样在胸前垂下（双领下垂), 衣端搭在左肘内侧。领口较大，露出穿在里面的僧祇支的斜边，以及穿在上面的内衣（可能是用于覆双肩的布，在左右领部附有带子）的领子，系附在领子的带子并垂之。
云冈石窟中期后半段全面采用这种服制。以厚装多层来抑制肉体的外露，其特点是采用了汉族的服饰，显现除造像的中国式变化。
NO.17 交脚菩萨像
窟内地面被下挖，比入口处低，主尊交脚菩萨像的脚步雕刻未完工。肘部以上残损，光背和面部表面也已风华。菩萨头戴宝冠、穿络腋（自左肩斜着批向右胁部的一块布）、佩戴双兽（蛇？）形胸饰和臂钏，右脚在外交脚而坐（犍陀罗以来的交脚坐传统是将右脚放在左脚外侧，在中国，甘肃和云冈等早期石窟继承这个传统）。雄健的上半身有着与第19窟主尊一样的体积感，双手可能在胸前作转法轮印，台座左右两侧还雕凿有小狮子。这样的图像应该是439从凉州传来的新式弥勒图像。
NO.18 如来立像
以主尊如来立像为中心，配有胁侍菩萨立像、胁侍如来立像和十尊比丘像的群像窟。
正比中央的主尊像高15.5米，面部丰圆，从宽厚的肩膀伸出来像圆木般粗壮的手臂，两足开立，姿态雄伟，给人以仰视的感觉。右手下垂，左手举至胸前，用丰腴的手指握住袈裟的衣角。僧祇支外穿着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衣服紧贴在丰满的躯体上。值得注意的是沿着袈裟的衣纹线雕满了禅定印坐姿的小化佛。
NO.19 施无畏印如来坐像
左右开有侧窟，其规模在曇曜五窟中为最大。
如来坐像高达16.8米，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膝上握袈裟一角，坐姿雄伟。袈裟与第20窟同样是凉州式的偏袒右肩，不过其衣褶表现得又薄又平，强调出躯体的体积感。
左右侧窟衣着有明显差别，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东侧为凉州式偏袒右肩的云冈初期样式，西侧窟的袈裟为双领下垂，其衣端搭在左臂，是云冈中期出现的中国式服制。
云冈的中国式如来像大致可分两种：
圆脸、波状发、衣着表现厚重
长脸、素发、衣服表现得薄
NO.20 禅定印如来坐像
主尊如来坐像高14米，宽厚的肩膀和膝部富有稳定感，双目较大，丰满的脸颊和下颌富有体积感，圆弧形的嘴角呈现出微笑，刻线不深的髭须，几乎垂至肩膀的耳朵等等，无不显现出雕像的伟岸雄姿，体现出云冈雕刻的精髓。袈裟为凉州式偏袒右肩，袈裟下的僧祇支的衣缘斜在胸前，沿着衣缘刻有联珠纹。
在云冈石质不很坚硬的砂岩上雕刻佛像的感觉很接近塑像，衣纹的表现呈现出犍陀罗式的曲线。如来像的头部完全没有刻出头发，云冈石窟除了中期的部分中国式的佛像刻有波状发之外，这种素发形式贯穿这一时期的始终，是最普遍的头发表现形式。
4. 云冈中期前半段的造像——吸收多元文化的造型
本文对云冈石窟的分期：
表现有西方式通肩和偏袒右肩如来像的窟作为中期前半段
出现中国式服制的窟作为中期后半段
云冈中期前半段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内容的多元性。从极端西方性的到胡族的、中国式的，实际上是多元而且不同性质的美术样式被囫囵吞枣地吸收，而后产生了云冈特有的“混合样式”。
西方因素有：多面多臂的印度神（湿婆神、毗湿奴神、阿修罗像等）、萨珊式冠饰（仰月冠饰或日月冠饰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冠饰的影响）和鸟翼冠、卷草纹、忍冬纹、联珠纹、叠涩藻井、叶形柱头装饰、藤座式柱头装饰等。
中国因素有：双龙龛、仿木结构建筑、多层塔、博山炉、山岳纹，胡服造像。
· 石窟形式：
初期是以修建大佛为主要目的的即所谓的尊像窟，石窟的意义在于大佛的存在。
中期石窟是由顶、柱、门等构成的建筑空间，信徒可以进入窟内进行各种修行或礼拜活动，重视佛教寺院的功能。
· 佛传图：
敦煌莫高窟最早出现的比较完整的佛传图是北周290窟，北魏窟只分别绘制过四门出游、山中苦行、降魔成道、初转发轮等单幅场面。
云冈石窟的佛传图多达80幅以上。
· 涅槃图：
多数情况下，涅槃图与释迦成道之前的佛传图分开制作，主要因为当时流行的佛传经典与涅槃经典是分别形成的。
云冈的涅槃图是表现在台座部分，没有成为佛龛的主题。另外中国因缺少对古印度习俗的理解，涅槃图的的构图也同犍陀罗式存在区别：
犍陀罗的涅槃图忠实地表现佛经的内容，即释尊的头向必定是位于观者面对的左边，着通肩袈裟，枕右手，右胁在下侧卧。
云冈的涅槃图释尊头位于面向壁面的右边，着偏袒右肩袈裟，双臂伸直至于身体两侧，作仰面朝天的姿态。在枕边和脚边有俗人各一，其两侧有奉香炉的比丘和合掌的比丘各二，还有狮子。
南北朝时期的涅槃像一般都是仰卧像。
古代印度把仰卧作为“死者的卧法”，把右胁卧作为“狮子的卧法”，因此释尊的入灭有别于一般人的死亡。
· 本生图：
比云冈早的甘肃地区没有本生图的发现，敦煌也是北周才出现睒子本生图。然而本生图可能是通过单体像形式从凉州和长安地区传到平城的。
· 譬喻因缘图：
云冈的因缘故事画不采用横卷式的表现方法，而是将故事内容都凝缩在一个画面上，接近于礼拜像的表现形式。
云冈石窟出现譬喻因缘图，意味着在石窟寺内宣讲训诫。
壁面造像的内容也要根据修行和教化活动的需要来决定。
· 二佛并坐像：
在印度没有发现，因而推迟产生于中国。
最早的释迦多宝对坐像见于炳灵寺西秦169窟北壁。
云冈则出现很多二佛并坐像，背景源于《法华经》的流行，这种构图象征着佛法从过去到未来在永续流传。
· 维摩文殊图：
《维摩经》的主要内容是在家居士维摩反驳佛弟子，与文殊菩萨展开一问一答式的辩论，该经讲述的是“空”的思想，从反面思考的新鲜感以及故事情节浅显易懂是最其最大的特点。
· 持水瓶的交脚菩萨像：
起源于犍陀罗的交脚像，在中国一般作为弥勒菩萨的坐姿而流行，弥勒菩萨的图像特征是左手持水瓶。
敦煌北朝石窟只见转法沦印和施无畏印、甘肃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也不见持水瓶类型，都是以转法沦印为主流。
南北朝时期持水瓶弥勒菩萨像仅出现于十六国时期立像形式的金铜佛以及云冈石窟中期的交脚坐形式中。
交脚菩萨像中，转法沦印类型要早于持水瓶类型。
敦煌直到隋代壁画才出现持水瓶类型的交脚菩萨。
· 半跏思惟像：
源于犍陀罗，在作为胁侍和眷属的时候，没有特定的尊格。
“思惟”行为本来是以释迦菩萨为代表的所有菩萨的本质，不为特定菩萨所固有。
中国的半跏思惟像有明确表现为释迦菩萨的（爱马离别），也有单纯作为思维菩萨的。
<4>北魏的汉化和佛像的中国化——云冈中期后半段的造像
1. 从胡到汉的转换
孝文帝在位前期主要为冯太后掌握政权。（拓跋弘退位后屡次远征北方柔然和南朝）。冯太后伯父是北燕国王冯跋，相传是胡族化的汉族，出生于长安，在太武帝左昭仪的姑母身旁长大，并接受教育。深受汉族教养的熏陶，崇信佛教，同时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也受到了这样的生长环境的影响。
孝文帝前半期：
冯太后智囊团的汉族官僚十分活跃，整顿了政治和经济寄出的各项制度，北魏王朝逐渐成熟，成长为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
祭祀和风俗方面，太和十年486正月，孝文帝第一次穿衮冕服在公开场合下出现；四月定五等公服，第一次着法服御辇进行西郊祀。太和十二年488起在南郊筑起圆丘，在平城建立孔庙。
孝文帝中后期，冯太后驾崩，孝文帝亲政，加速加速汉化进程：
太和十五年491，改建明堂和太庙，迁七庙的神主，将道武帝作为太祖，进行宗族等级划分和祭祀的改革。增加了中国式祭祀，西郊祭天等鲜卑传统祭祀缩减，直至十八年494完全废止。
太和十八年494，不顾周围反对，从平城迁都洛阳。同时改革服制。
太和十九年495，规定在朝廷上不得使用鲜卑语，迁洛人民不得还葬北方。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将皇室的姓有拓跋改为元。
2. 祭祀改革和服制改革
祭祀改革：从太祖道武帝在牛川即位代王，西天祭祀，后迁都平城进行中国式的设坛祭祀，直到孝文帝完全废止西天祭祀。
服制改革：早在道武帝时期已经提出。
3. 云冈中期后半段佛像服制的中国化
云冈中期出现了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佛像服制的中国化。
从西式的通肩和偏袒右肩发展到：衣服重叠数层，衣褶又厚又深，下摆向左右展开。袈裟通覆双肩，将以前搭在左肩上的袈裟末端搭在左臂上，而且胸口大张。在袈裟里面，除了传统的僧祇支外，上面再穿意见衣服，左右襟上系有带子，从胸口垂下来。同时菩萨的天衣也大面积覆盖双肩，呈X字形交叉。
北魏境内没有发现比云冈早的中国式服制佛像，因此推断中国式服制佛像是从云冈诞生的——长广敏雄北魏说。
4. 南朝出现中国式服制的时间
南朝佛教遗存的佛像少原因之一是南朝造像使用的金属、木材、漆、塑土等材料和技法容易被损坏，相比北朝的石窟和石像而言。
根据对南朝为数不多的佛像分析，南朝遗存的佛像普遍着中国式的服制，因此有南朝起源一说。
反驳的观点是作为南朝范例的造像仅存于四川地区，且都是小型石像。并不清楚荆州和建康地区的风格。
云冈石窟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
1. 胡服的特色
胡服的上身男女都是交领（衣襟重叠）、窄袖（筒袖。袖口很小，袖子很短）的长上衣，下身穿短裤（与今天的裤子一样分两岔的形式）。
关于衣襟的重叠方法，右领为下左领为上的右衽为汉族式，相反左领为下右领为上的左衽为胡族式。
鲜卑帽特点为帽子后垂披幅，下缘及肩，覆盖耳朵。
2. 墓葬中的胡服像
这些人物都戴黑色鲜卑帽，穿筒袖长上衣，男性穿裤，女性穿裙。
3. 佛传图和本生图里出现的胡服像
用身着胡服和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形象演绎印度和中亚的佛传图。
其遵循的规则是，故事人物中只有在俗者为胡服形象。
4. 穿胡服的维摩像
同上，维摩是在家居士，云冈石窟穿胡服的维摩像同后期龙门石窟流行的穿汉族士大夫式宽敞舒适的汉服维摩像截然不同。
5. 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
供养人像一般可在最下层。
此外还有出现在台座部位表现胡服供养人像的中小型龛，成为APN（apart-niche）公寓式小龛。这些小龛是云冈石窟不再作为皇家石窟后，民间的或以一般僧尼为主的个别石窟造像因而进入了石窟。
6. 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的胡服供养人像
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胡服供养人像的手法，同云冈石窟一样，是以比丘为先导的列像。应该是在国家佛教体制下，随教化僧进行造像的北魏信徒形象。
7. 关于单体供养人像表现的开端
最早范例是太平真君三年442年。
云冈中期诸窟的新解释
以昙曜下台的483年作为界限分期：
1. 云冈中期前半段——470年前后~483年
续接初期五窟的营造工程，相继开凿具有佛教石窟寺院结构的7·8窟和9·10窟。
第7·8窟尚保持云冈初期丰盈的体积感和明快的风格。
再来是11~13窟。
第9·10窟初现生硬，因而推测比7·8窟晚。
2. 云冈中期的转折期——483年
据11窟东壁最上层的太和七年483铭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龛来看，时至太和七年，民间邑义组织已经可以在云冈石窟中自由的开凿属于自己的佛龛了。
第11~13窟追刻佛龛泛滥的情况，明显说明这三个窟的开凿过程中，云冈突然发生了非常的事件。在483年前后，受昙曜下台的影响，云冈石窟从“国家和皇帝的特别窟”向着“一般僧众及民间信徒开放的大众窟”发生了转变。
3. 云冈中期后半段——483~494年
大同市近年发掘的明堂遗址是太和十五年491年，其石料很可能是从云冈第3窟中切割下来的。
4. 第6窟的奉献者
出现了营建大规模洞窟的奉献者，推测可能是是宕昌公钳耳庆时，羌族，亦称王遇，曾先后于孝文、宣武两朝任宦官，特受冯太后宠爱。与冯太后有关的建筑多由他承担制作。
第6窟石雕技艺细密精巧十分杰出，同王遇擅长各种石造建筑相符。
作者观点：第6窟可能才是崇教寺，中国式服制在云冈石窟出现的时间是修建崇教寺的484~489年间，完全可能跟太和十年486的服制改革有关联。
北方交通路线上平城样式的传播、
北魏平城时期东西交通主干线：经由都城，东起辽宁西至甘肃的靠北方的交通线。
1. 从平城向东北
原北燕领土。从平城出发，经过大宁（张家口）或上古（怀来）到达龙城（朝阳）。
2. 从平城向西北
经故都盛乐之南，在君子津渡黄河，由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经安定（泾川）、平凉、上邽（天水）、兰州，到姑臧（武威）、河西走廊，再通往西域。
此外还有经过安定以北的统万镇、薄骨律镇，到姑臧的路线。
以及从盛乐北方的武川镇，由沃野镇往西走居延海的路线。
以上北方地区交通，不经过黄河中游所谓的中原地区，西域风格可以更直接地东传，同时，平城风格也向东西方传播。
而平城南向的交通路线，因经过地区文化发达，佛教美术的影响关系及其复杂，并不是单向传播。尤其是五世纪末迁都洛阳，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中原地区以后，开始对平城和云冈的样式进行取舍选择，汉文化的传统因素开始活跃起来。
小结：
拓跋族缺乏能够辨别高度佛教美术内涵的自身文化，所以对西方春来的佛教艺术不加删选原封不动的收纳。一方面接受西域佛教文化，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汉文化，此时段的北魏美术样式具有多元性。知道孝文帝执政，加快了佛教美术汉化的速度。
北魏平城时代，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的结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道武帝和沙门法果，太武帝和道士寇谦之，文成帝和昙曜，造就了佛教-道教-再佛教的时代洪流。
第六章 北魏洛阳时代的佛教造像——龙门石窟和洛阳造像
<1> 洛阳佛教的繁荣
①迁都洛阳
平城频发饥荒，人口流失严重。
洛阳位于交通枢纽，是对南朝的重要战略据点。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从平城出发，着手迁都
太和十八年494十月，正式迁都
太和十九年495，完成政务机构的迁移工作
②洛阳的佛教寺院
笃信佛教的宣武帝继位后，继续弘扬佛法，建寺造佛的活动越来越兴盛。
《洛阳伽蓝记》实在北魏分裂后的东魏武定五年547，访问洛阳的杨衒之看到变成废墟的洛阳痛苦欲绝，因而将洛阳佛教寺院曾经的辉煌写给后世。
③胡族性的丧失
宣武帝不再亲自征伐
洛阳的富裕生活腐蚀了北魏王朝南征的野心
<2> 龙门石窟古阳洞——贵族·僧尼·平民聚集的石窟
①龙门石窟的开凿
龙门石窟位于伊水两岸的山岩上，由于河岸之间狭窄入门阙，自古以来被称为伊阙。伊水西山称为龙门山，东山称为香山。
北魏时期石窟多集中在西岸，唐代亦为龙门石窟的造像高峰。
龙门石窟窟龛主要为佛殿窟，不存在塔庙窟和僧房窟。因而不是僧人右绕中心柱或者在小室内进行禅定和观像等修行的场所，而是从皇帝到平民各个阶层的供养者各按自己的意愿开凿佛龛、进行供养的地方。
最早开凿年限不明确，按照古阳洞题记为太和十九年495年，按照魏书为景明初年500年。
②古阳洞的开创时期
通过分析龛内铭文记录的发愿人和时间，推测在迁都洛阳的493年左右开创。
③古阳洞主要佛龛及营造次第
正壁相当高的位置造主尊如来坐像和左右胁侍菩萨立像的三尊像。左胁侍像下方雕有一狮。左右两侧壁面大致分为上下三层。
·第三层八大龛，如来、菩萨和飞天的衣着形式逐渐从西方式演变成中国式。中国化进展，首先是菩萨像、其次是飞天像和如来像，依序进行。
如来像：从凉州式偏袒右肩和通肩等西方式着衣法，变成通覆双肩的双领下垂式，进而发展成长裾下垂式的悬裳座。
菩萨像：从冠带和天衣向上翻飞，带络腋和短裙的西方式表现，变成冠带弯曲，宽幅天衣覆双肩、呈X字形交叉，重褶长裙的中国式。同时，也出现了交领大袖衣。
飞天像：从上身半裸，双脚露出短裙外的西方式，变为穿交领大袖衣，长裙包脚的中国式。中国式飞天一般没有头光，乘云而飞。
***佛教传入汉地后，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袈裟材质也发生了改变。原本能够搭上左肩的袈裟右上角只能滑落到左臂***
西方式的造像集中于第三层以及以上穹隆形的顶部
④古阳洞造像的特点
·图像及主题
如来像：多见释迦如来，早期为禅定印坐像，后来施无畏印逐渐增加，只有坐像，立像仅一尊。无量寿佛出现较晚。药师佛仅见于题记，弥勒佛未见于造像记。
菩萨像：多见弥勒菩萨，多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于膝盖上的交脚坐像。同时出现了交脚坐以外的坐姿，如施无畏印半跏像，施无畏印结跏趺坐像等新的弥勒图像。观音菩萨是以施无畏印立像的形式出现的。
胁侍比丘像：三尊形式加老少二比丘的五尊形式，是以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为中心的北魏后半期开始的典型尊像形式。胁侍比丘像最初为线刻和浅浮雕，逐渐变成高浮雕，最后作为五尊形式的构成要素固定下来。中国的老少二比丘像，在6世纪中叶也后明确题作“迦叶”、“阿难”，被解释为释迦十大弟子中最年长的摩诃迦叶和最年少的阿难陀像。一般而言，年少比丘没有突出特征，而年老比丘身体消瘦，肋骨毕现，颈部筋脉突出，面部表现皱纹和蹙眉等，特征十分明显。
力士像：佛龛左右或台座左右安排力士像。
维摩变：维摩背后有屏风，一腿屈起凭几而坐，一手执麈尾。
·尊享组合和造像目的
早期三尊后期五尊。再后来龛外的力士像得到发展，加到五尊像两侧。
·胡服供养人像
古阳洞多数为汉服供养人，胡服供养人仅占少数。
·衣着形式的变化
古阳洞造像衣着发生中国化变化顺序为：菩萨、供养人像、飞天、如来。
·线刻和绘画性强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不同于甘肃早期的塑像和云冈砂岩所表现的体积感，由于岩体为比较坚硬的石灰岩，以浮雕和线刻表现为特征。
衣着形式中国化使得执着于衣服褶皱的线性造型表现得以流行。
理想的佛陀像从云冈式身材魁梧的大丈夫形象，向着瘦身的具有贵族风采的方向转变。
南朝顾恺之线描画风的影响。
·碑形的造像记
古阳洞刻有丰富的造像记，是同甘肃和云冈最大的区别。通过汉字、汉文、书法、文学、石碑体现了传统汉文化。
<3> 龙门石窟宾阳洞——皇帝敕愿的特别窟
①宾阳三洞
《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中洞和南洞）
后宦官刘腾为宣武帝追加石窟一所，最终形成石窟三所。
刘腾在孝文帝时期做官，宣武帝驾崩后深得灵太后的宠爱，掌握了政治权利。孝明帝时期以永宁寺为代表的大规模佛教事业，也是由掌握实权的灵太后和刘腾来推进的。
刘腾于正光四年523去世，导致石窟工程中止。
因此只有中洞为孝文帝营造的洞窟的雕刻样式是以北魏样式来完成的，南洞和被动的雕刻是隋至初唐时期的作品。
②宾阳中洞的造型
宾阳中洞出现了古阳洞所没有的因素：
头部较大，躯体也有进深和厚度，与古阳洞瘦身苗条的体型不同
古阳洞雕刻较浅，多有绘画性表现。宾阳中洞的雕刻性极强，具有类似云冈石窟雕刻的体积感。悬裳座的形状也打破了左右对称的观念而呈现出写实性。
这是由于工匠体系的不同，按释老志，宾阳中洞的营建调发了平城的工匠，而古阳洞则是洛阳本地工匠。因而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
再来宾阳中洞确定了五尊形式，主尊右侧为少年比丘，左侧为老年比丘。该配置在北魏以后成为中国佛教造像的主要礼拜形式。南朝作品中不曾表现，因此很可能是建立于龙门石窟或者洛阳造像。
③宾阳中洞主尊像的着衣表现
出现了如来像袈裟着衣法的新形式。
正壁主尊如来坐像里层着通覆两件袈裟，将衣端搭在左臂上，露出内衣和结带。外面还有一层凉州式偏袒右肩。下半身表现为不对称的悬裳座，下衣中增加了一层筒状衣，皱褶边缘的布幅环绕了下半身的四分之三。
<4> 洛阳永宁寺塑像
洛阳永宁寺前身是为孝文帝建造的平城永宁寺，洛阳永宁寺友灵太后胡氏主持建造。
<5> 洛阳（龙门）样式的影响
①洛阳周边的北魏石窟
以洛阳故城为中心，沿着东西方向交通线上的石窟，例如巩县石窟或鸿庆寺石窟，受龙门的影响比较大，西南方离开较远的上游地区石窟，例如虎头寺石窟或铺沟石窟等，则朴素而具有较浓厚的土俗性作风。
②麦积山石窟的北魏造像
麦积山是以塑像和壁画为主的石窟。这种捏塑的塑造技术塑造衣服时能够写实的体现衣褶的形状，因而出现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丰富多彩的着衣种类。
佛像的面貌脸型瘦长，充满高雅之趣，其特征与同为塑像遗物的永宁寺造像类似。
<6> 北魏王朝解体和北魏造像的去向
①北魏洛阳的终结
灵太后执政被幽禁期间，六镇之乱的爆发揭示了贵族化而疏于军事的中央政府与一直守卫边境的北族军人之间的对立斗争。叛军由葛荣率领，大有占领河北直逼洛阳之势。
528河阴之变，孝明帝反抗母亲灵太后，秘密联络山西武将尔朱荣反被胡氏毒杀。尔朱荣在河阴将灵太后沉于黄河。尔朱荣打倒叛军葛荣掌握了实权，却被自己拥立的孝庄帝暗杀，尔朱一族也被六镇出身的高欢所灭。
534高欢拥立孝静帝迁都到河北的邺城，成立了东魏。
同样出身六镇的宇文泰则拥立文帝顶度长安，成立了西魏。
这一年二月，北魏洛阳城象征永宁寺九重塔毁于大火，十月，北魏分裂。
②极度的中国化样式
出现在五世纪末的中国式服制、苗条的体型、绘画性的表现手法，在洛阳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汉化的拓跋王室，在宣武帝以后丧失了权利，佛像的表现也失去了力度。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使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佛像表现上也带来了中国化的新变化，中国化发展到了极致，便失去了求新求变的活力。
直到东魏和西魏分别迁都到邺城和长安，后期早向上逐步找回开朗的表情和圆润柔美的身躯。到了北齐时期，陆续开凿的南北响堂山石窟、宝山石窟、小南海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出现了新的印度式佛像。
第七章 北魏时期的地方造像和民间造像——佛教造像的普及
<1> 佛教普及所导致的大众化与土俗化
由邑师引导的佛教集团——邑义。
带有佛教以外的信仰和图像——北魏时期佛教信仰的中心是以释迦、弥勒为主过去佛到未来佛的佛法继承，同时也象征着从过去皇帝向未来皇帝北魏皇统传承的永续性。同样，在教化僧的指导下，一般信徒会首先祈求皇室的繁荣，同时祈求从自己的祖先到子孙后代永远平安，是为造像的主要目的。因此，民间佛教造像中带有祖先崇拜的强烈倾向。如此，混入了佛教以外的信仰，也就混进了佛教以外的神仙和墓葬的主题，例如道教的老君、鬼神、中国传统神话世界中的日月和宇宙树、杂伎、出行图，等等。
<2> 山西南部（晋南）的佛教造像
路线：自代国时期以来曹魏同西晋王朝的往来交通，亦是迁都平城以后皇帝南巡的必经之路：平城经雁门关到晋阳（太原）,沿浊漳水南下，再从上党（长治）经高都（晋城）到达洛阳。
同时从太原沿汾河向西南，经过介休、平阳（临汾），在蒲坡附近渡黄河，也是西进长安的重要交通干线。
<3> 河北的佛教造像
北魏时期的河北遗留了后燕传承下来的佛教传统。398年的徙民将河北文化转移到平城。复佛后平城佛教的隆盛，反过来影响河北地区。河北的佛教造型后多模仿云冈样式，然而亦有其民间造像的独特表现。
金铜佛比石雕像更为优秀。
<4> 陕西和陇东的佛教造像
①长安周边因废佛，没有此前的作品。复佛后的作品受甘肃塑像的影响，结合塑像的立体表现和土俗性石雕像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陕西石雕样式。
②西安近郊的临潼和北边的耀县，有大量五世纪末以后的道教像，佛像和老君像混在一起的土俗性造像碑较为常见。
③陇东地区与甘肃石窟联系密切，代表为庆阳北石窟寺。
<5> 河南北部的佛教造像
平城时代受河北影响，洛阳时代受洛阳影响，但因距离比较远，也有自己的特色。平面造型优于立体造型，线刻浮雕等具有绘画表现。
仅有三尊像形式，没有受到五尊像形式的影响。
没有西方式着衣的造像。
特殊的半裸乘云中国式飞天。
将升仙和上生兜率天的神仙思想和佛教结合。
<6> 山东的佛教造像
西晋灭亡后，山东地区相继被北方胡族国家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统治。420后归属南朝汉族东晋和刘宋。467以后被北魏攻占。
位于南北朝交界地带，同时受平城、洛阳和建康佛教的影响。
该地自后赵以来崇信佛教，北魏之后造像尤其是单体石雕造像迅速发展。
结论 北魏佛教造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一）以国家为主导的佛教体制
（二）徙民和佛教造像
（三）皇帝崇拜与圣母子崇拜
（四）石窟造像的中国式展开
（五）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六）胡服供养人像的表现
（七）邑义的成立
（八）石雕造像的发达
（九）地方造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