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考古学角度，
考虑了石窟寺的基本工作方法、
也考虑了一些具体石窟的类型及其演变，
还考虑了晚期石窟与寺院的联系。
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
1. 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
2. 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
3. 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
4. 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
5. 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
6. 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
7. 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以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
*中原北方地区（四区）
河西和甘宁多塑像壁画，陕晋豫以及以东区域多雕刻。
1. 河西区：【5-14世纪】
黄河以西分布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
2. 甘宁黄河以东区：【5、6世纪起】
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
3. 陕西区：【多数6世纪之后起】
七世纪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
八世纪富县石泓寺石窟
十一至十二世纪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
4. 晋豫及其以东区：【5、6世纪起】
以五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
其他还有六世纪中期邯郸响堂山石窟和六至七世纪的太原天龙山石窟
此外还有五至六世纪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七世纪的安阳宝山石窟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衍变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5~6世纪】【盛期】
开凿窟型：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
主要造像：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
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
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出现较晚。
2【7~8世纪】
开凿窟型：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
主要造像：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土象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
3【9~10世纪】【渐衰】
开凿窟型：模拟地上佛殿，佛坛后面凿出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画。
主要造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
文殊受到更多重视。
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
天王的形象逐渐盛行。
4【11世纪之后】
主要造像：罗汉群像逐渐盛行，或是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
出现了布袋和尚。
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形象。
综上，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新疆的影响，显然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有关；5世纪晚期以后，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带有地方特征，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盛行的内容的影响。
《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
凉州石窟遗迹特点分析：
1. 肃南金塔寺东西两窟
菩萨与飞天均高鼻深目，体高肩宽，其画法是以朱色线条准确而又简练地勾出人物形体，衣饰部分施以石绿，浅黄或纯白等色，与敦煌早期壁画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壁画如此，其两窟内塑像，无论在人物形体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纹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线条或圆线条，更增加了一种立体感和衣服的质感。另外，两窟造像大量采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贴壁而坐或凌云飞翔。
2. 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壁画
佛与菩萨其面相都体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简练。用色以土红、赭石、石绿、纯白、蓝、黑等几种颜料为主。其画法的特点，先以土红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较深的宽线在颜面和肢体边线勾出轮廓，然后以红线或黑线勾勒，使其定形之后
，用鲜艳而又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披巾等饰物，裙纹除用黑线勾画外，又在其边线用一种比底色较深的颜色，晕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强烈的体积感。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内之壁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综合武威天梯山1、4两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这三座石窟的资料，我们初步考虑在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可包括为以下几项：
1. 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
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 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方佛。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方佛为立像外，皆是坐像。
3. 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现说法图，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4. 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 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产生凉州模式的历史背景：
西晋末，中原战乱，4世纪中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和南沿的于闐，这两个西域的重要佛教据点都诣姑臧朝贡。龟兹盛小乘，于闐盛大乘；龟兹多凿石窟，于闐盛建塔寺。这两个系统的佛教及其艺术，于新疆以东首先融汇于凉州地区。
“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而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云冈石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三期。
三期对应的不同佛教发展的背景：
1. 太武帝（公元424~452）晚期，北魏统治开始衰弱。文成帝（公元452~265）继位后马上恢复佛教，以维持政权。
2. 文成帝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一阶段，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
3. 迁都后的北魏晚期，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第三期龛窟在形象上，更向符合禅观方面发展。云冈习禅之风以臻极盛。坐禅僧人的数字显著增加。僧人的主要来源转移到“实避调役”的编民方面。待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入道沙门进行反抗，冲破枷锁加入到农民起义中，云冈作为统治阶级精心建立的佛教圣地顷刻崩毁。
中原北方石窟寺与地面寺院的关系，可分三个阶段
1）6世纪以前各不相关，许多地点的石窟就叫石窟寺。Eg:云冈石窟北魏时称武州山石窟寺。
2）6世纪以后，出现某个石窟隶属于某寺。Eg：莫高窟隋代属于崇教寺，云冈石窟7世纪中期属于通乐寺。
3）9世纪以来，佛寺分宗立派的情况日益严重，出现了就石窟立寺院的情况。Eg:巩县石窟明代称为净土寺。一些大石窟群出现了被分属的情况。
1. 公元460起文成帝时期。昙曜五窟，即西部的16~20窟
形制特点：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时间）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面积的大部分。
2. 公元465~494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
中部诸窟5、6、7、8、9、10、11、12、13和东部的1、2窟
最盛时期“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㶟水》
形制特点：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但也有个别的类似第一期椭圆形平面的草庐形式；有的窟内中部立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方形平面窟的壁画雕刻都作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棋。在造像方面，像第一期那样的大像稀少了，造型远不如过去的雄伟，但形象的题材多样化。流行雕出世俗的供养人行列；凸起式的衣纹，逐渐被简化的断面作阶梯式的衣纹所代替。与第一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汉式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及其装饰，日益增多；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新型的褒衣博带（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公元486~495）的服制改变相呼应）式的样式。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在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东方化。
此外，这一期还出现了利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雕造小龛的作法。
（孝文帝时，北魏喀什重视义行僧人，注意宣讲《法华》《维摩》两经）
（须弥山是卫护释迦的帝释天所居之地）
（石窟和禅观联系密切“树下坐禅”）
3. 公元494~524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孝明帝正光五年。
20窟以西诸龛即指从21窟到41窟以西
形制特点：没有成组的窟，中小窟多，布局多样的小龛遍布云冈各处。洞窟内部日益方整，塔洞、千佛洞、四壁重龛式和四壁三龛式的洞窟，是这时流行的窟式。窟口外面的崖面上出现了券面和力士等雕饰，这种雕饰愈晚愈繁缛。第二期布置在窟内的那样丰富而生动的浮雕场面，这时已很少见。个体形象中也没有出现新的式样，但造型愈来愈削瘦，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也越来越复杂。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
——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长广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石窟的方法：
1. 应从石窟构造与佛像及其他一切雕像、彩画的样式出发
2. 弄清造像铭记
3. 参考可靠的历史资料、文献
4. 参照研究史
关于雕像样式的问题，考虑石窟的类型，一般要包括四点：
1.石窟形制
2.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布局与题材）
3. 纹饰与器物
4. 艺术造型与技法
宿白先生反驳的主要论点在于孝文帝仪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仪制改革的太和十年至太和二十年左右，也就是通肩、右袒到褒衣博带的过渡），云冈石窟的旧服制与新服制雕像的界限很难划分，并不能单纯分析雕像风格来推断造像年代。
孝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故国北燕是北方三宝兴隆之地，此地受中原和南方的佛教影响颇深。云冈石窟的兴建发展同冯氏家族的兴衰亦有不小的关联。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4世纪西晋覆灭，中原战乱频仍，人口流散严重，各割据政权皆以掳掠人口作为增强自己实力的重要措施。淝水战后，前秦瓦解。公元386年，鲜卑奴隶主拓跋珪恢复代国，此后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北中国的代魏才开始向封建制度转变。奴隶主统治阶段，战争更是以攫取战俘、财物为目的。
平城作为北魏国都长达96年。
集聚的人口分为两种：
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均来自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等）
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
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人才、伎巧的搜求。
平城及其附近，自道武帝以来，不仅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形成了北中国的文化中心。
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窟内最迟纪年为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历时64年。
云冈融合东西方技艺，创造出新的云冈模式形成的条件
1. 平城聚集大量的物质力量，特别是集中了北中国的人才、工巧
2. 除太武末年短期废佛（444-451），北魏最高统治者皆尊奉佛法
3. 自太武帝以来，北魏与兴建佛寺较盛的西域诸佛教国家与地区交往频繁
第二期石窟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丽，而融进的西方因素，虽仍有些新的内容，但似已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
汉化的三个层面的表现：
1. 布局：平棋顶、方形平面、重层布局的壁面和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的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都是汉式殿堂的形式和布局
2. 建制：重层阁楼式的高塔和耸立中庭下具龟趺的丰碑，也是韩式传统建制
3. 本期盛行的一部分重要佛像，如释迦多宝对坐、维摩文殊辩论以及下龛释迦多宝、上龛弥勒和下龛坐佛、上龛弥勒的形象组合等，或是汉地早起窟龛所习见，或是云冈本期所创新
4. 渐趋清秀的造型，褒衣博带的服装都表现了佛像本身开始汉化。
第二期窟室面貌的改观，与五项事实密切关联：
1. 北魏统治着积极推行汉化政策
2. 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与前期偏重于教导民俗有别，而是深入义理
3. 平城及其附近广建佛寺，工程日趋精丽
4. 青齐入魏，南北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交聘安定局面
5. 北魏与西域关系远不如过去密切
第二期窟室出现的典型双窟特征可能是由于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应。
第三期并未衰弱，只是没有开凿大型石窟。
此时的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
个体造像的造型更加清秀。佛像一律褒衣博带，菩萨披帛交叉，下垂的衣襞都愈来愈复杂。菩萨披帛交叉处，较晚阶段流行了穿璧的作法。
迁洛以后，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辍，而大批留居和夏来的亲贵、中下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就有的技艺和资料，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窟室，所雕窟龛进一步汉化。
由于云冈和洛阳石质不同，雕刻所表现的风格也不同。
洛阳地区窟龛雕艺精湛，表现细腻，云冈砂岩是不能产生洛阳坚致的石灰岩的效果的。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
龙门北朝洞窟开凿次第分期
1. 孝文、宣武时期
2. 胡太后时期
3. 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
4. 东西魏、北齐周时期
龙门北朝洞窟特征及窟龛造像演变
1. 孝文、宣武时期
洞窟开凿集中在龙门，皆大型殿堂窟。形制有就天然溶洞修凿的敞口纵长方形窟、摹自云冈的椭圆形窟和正璧椭圆形中前部作方形的洞窟三种。
三种洞窟的主像皆释迦（包括三世佛），但最早的龛像则多弥勒：造像肩宽颐广，云冈太和时期尚属健壮的形象尤可仿佛。
主要造像渐从古阳洞的一佛二菩萨之三尊式发展到宝阳中洞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五尊式，莲花洞在立佛与菩萨之间浮雕弟子像应是过渡形式。
主像背光繁缛，菩萨出现穗状璎珞装饰，壁面出现多层长卷式浮雕。龛像浅露，雕饰精致。供养人尚有着窄袖长袄者。
2. 胡太后时期（以胡太后被幽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延昌四年（515）七月— 正光元年（520）：
开窟不多，但出现了三种新形制的方形殿堂窟，即三壁三龛式方形窟、三壁建坛式方形窟和正壁建坛式的横方形窟。这三种新形制洞窟的内部布局，大约都是摹仿地面上兴建的寺院中的佛殿。
佛像较上一阶段明显瘦秀。
造像组合方面适应政治形势出现的新的布局——水泉窟中的二佛并立。
后期正光元年（520）— 武泰元年（528）四月河阴之变：
中小型洞窟和小龛开凿最盛时期。
此期窟、龛尽管在形制上变化不大，但新的佛像形式和组合却不断出现。
3. 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
即河阴之变后至北魏分裂以前的阶段。此时洛阳地区的开凿窟龛已进入尾声。
4. 东西魏、北齐周时期
佛教工程随着北魏分裂而分散东西，主要迁向东魏、北齐领域，所以洛阳地区北朝洞窟的某些特点，继续出现在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和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并有所发展。
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异同：北方大开窟像，提倡德业，释门徒众为求自身解脱，益重禅观。南方重义理、尚谈论风气。
莫高窟尽管地接西域，但仍属于中原北方石窟系统。
中原北方早期石窟主要有两个中心：姑臧和平城
秀骨清像是东晋刘宋时期造型艺术的特征：顾恺之、陆探微
梁武帝中石刻造像逐渐丰腴健壮，服饰也一反此前的繁缛而盛行简洁。
